孫中山是中國近代史中幾乎沒有爭議的人物，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也是傑出的愛國者。他為實現國家的獨立、統一和富強而奉獻終生；尤其在他的一生中，始終反對國家分裂、窮一生之力追求國家統一。故此，孫中山有關國家統一的思想，在台獨勢力猖獗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孫中山的統一思想
孫中山的國家統一思想，既有中國歷史傳統的思想，又帶有新時代精神的特徵。孫中山於1922年8月在《孫逸仙宣言》中指出：“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歷史意識中，正是這種意識使我們能作為一個國家被保存下來，盡管它過去遇到了許多破壞的力量。”這些話已顯示了孫中山確信中國能夠統一的歷史原因。同時，他所主張的統一不同於過往封建的統一，它是在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基礎上的統一。
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障礙，除來自內部外，還有來自外部；為了祖國的完全統一，孫中山與內部和外部的分裂勢力進行了長期的鬥爭。他為結束軍閥割據、連年混戰的局面，毅然讓位給袁世凱。然而，他的退讓和妥協並沒有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因而不得不通過反袁、護國、護法、北伐等，力圖消滅制造分裂的罪魁禍首。阻礙中國完全統一的另一股力量，無可置疑就是帝國主義列強；事實上，帝國主義由始至終也不願看到一個強大而統一的中國，他們只想著如何瓜分中國，從中取利。面對列強的瓜分，他在1924年回憶道：“對付列強，不致瓜分，沒有別的長處，是在不問成敗利钝，只要良心要做，便立志去奮鬥。”
基此，孫中山先生認為，只有打破軍閥及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這兩個障礙，中國才有和平統一的可能。因此，他提出了召開國民會議，商議統一大計、靠全國人民之努力，爭取各政黨以國家利益為前提，同心同德以謀和平統一之實現。孫中山主張用和平的方式謀求國家之統一，但並不代表他會放棄使用武力，他曾說：“戰爭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者，外交手段已盡，無可如何之謂也。”
從論述中可知，孫中山向來主張和平統一的主張，只要尚有一線和平解決問題的希望，絕不會放棄和平統一的努力；然而，當和平的主張無法實現後，也將致力革命式的武力統一。
2. 和平統一的基本方針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大陸一直把實現台灣與祖國的統一，作為國家的神聖使命，並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實施和發展了對台灣的方針政策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的構想是鄧小平為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來的，其基本內容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它們保持原來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就是說：一個中國原則是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核心。
1995年1月30日，國家主席江澤民總書記發表了題為《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重要講話。江澤民的八項主張，實際上就是根據“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針對台灣局勢、兩岸關係和國際形勢而提出。
3. 和平統一面臨的困境
在香港和澳門先後回歸祖國後，剩下只有台灣仍在帝國主義的干預和庇護下，與祖國大陸保持分峙之局。尤其是自李登輝到陳水扁長達十多年的執政之下，推行去中國化的漸進式台獨和法理台獨；圖謀使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的危險性正在加劇，凡我中華兒女不能不對此引起高度警惕。
台灣問題長期不能解決，與外國勢力的長期干涉中國內政是分不開的。二次世界戰後的台獨活動，始終擺脫不了日本的影子。自70年代後，台獨運動的指揮重地逐步移向美國；先後在美國成立 “台灣獨立聯盟、世界台灣同鄉聯誼會、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等”。這些台獨組織均以美國國會和政府為遊說活動的重點。在李登輝取得政權後，於1992年廢除刑法第100條，從此台獨分子在台灣島內的活動被完全合法化，並為取得政權提供了必要條件。
從前，在兩蔣時代兩岸雖隔海分離，但對 “一個中國”並無分歧。然而自李登輝主政後逐步背離一個中國原則，及至1997年，公然拋出 “兩國論”，其潛藏經年的台獨真面目暴露無遺。李登輝在任滿前，透過不同的渠道支持 “民進黨”的活動，即所謂的“奶水論”，實質就是要扶植其壯大；在2000年大選時，更明目張膽實行“保陳棄連”，讓陳水扁順利當選。陳水扁當政以來，反對孫中山所主張的中國“民族之統一、領土之完整”；最近為求轉移台灣人民反貪腐的決心，拋出 “催生新憲法”的言論，試圖改變國號與領土的主張。由此觀之，台獨分子從沒有一刻放棄台獨的念頭，也再度告訴我們反獨促統工作任重而道遠，不能有半點的鬆懈。
4. 澳門在反獨促統的平台作用
作為一個澳門人，一個擁有傳統愛國愛澳的澳門人，該如何為完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歷史使命而能有所貢獻呢？這是我日夜思考的課題。八項主張就有著讓澳門人發揮機遇的空間，至少我們可以 “作為促進兩岸經濟發展的平台；引領更多台灣同胞認識祖國，為進一步寄予希望於台灣同胞的主張服務；及可作為兩岸同胞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平台。”
隨著香港、澳門順利回歸祖國，“一國兩制”的構思不但獲得貫徹執行，並日益顯示出其對推動港澳社會經濟繁榮的重要性。隨著“反分裂國家法”的通過，台灣的和平統一條件提出來了。可是，毋庸諱言，目前海峽兩岸對和平統一的爭論正處於一個困境之中，這是我們需要承認的事實。這正是台獨分子在掌握政權後的夢幻，致使三通不通，以為一直 “製造仇恨”就能割捨我們“血濃於水”的感情。
可是，我們必須了解，政府不願意或無法做的溝通互動，不等於人民不可以去做。事實上，兩岸的前景決定權不應只放於台灣政黨手中，而應爭取每個台灣同胞的 “心”。這不但是和平與戰爭、合作與對抗的歷史性抉擇，也關乎每一個中國人自身的利益，這更是影響子孫萬代的行為。因此，如何能使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成功實現，不僅是政府、領導人的事，也是每一個炎黃子孫的任務。
孫中山先生在《人民心力為革命成功的基礎》的演說中曾指出︰“人民的心力與兵力，二者可以並行不悖。但兩者之間，究竟應以何者為基礎？應以何者為最足靠？自然當以人民的心力做基礎，為最足靠。”要如何得到人民的心力」呢？中山先生的意見是︰宣傳造成群力。此外，在題為《宣傳造成群力》的演講中，孫先生提醒我們︰ “諸君擔負宣傳的任務，應該有恒心，不可虎頭蛇尾，今日熱心奮鬥，明日便心灰意冷。因為要人心悅誠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動能夠收效果的。” 就祖國統一的千秋大業而言，孫中山先生已為我們給出了很好的啟示。
澳門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下，治安好轉，事業發達，經濟連年增長擺脫殖民時代的連年負增長。所以說，澳門已是“一國兩制”成功實施的典範。再者，在地理位置和傳統的發展上，澳門具有其他中國城市沒有的四個特點。一是澳門是台灣居民進入中國大陸的主要中轉站，二是澳門有大量的留台大學生和畢業生，三是澳台兩地可以很自由的交流，四是澳門有很多閩籍的市民有語言之便和信仰的共鳴。這些都是我們可在兩岸的發展中發揮的功能，和開展對話的重要平台。
澳、台官方機構之間傳統的關係基本是友好，我們應該極力爭取成為兩岸民間以至政府對話的平台，在實踐中也証明是可行的，如包機的會談。這對兩岸來說都有好處，而且相對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為響應“寄希望於台灣同胞”的主張，澳門民間團體在國內其他團體條件不便的情況下，可主動出擊，邀請對方或主動前往台灣進行交流，為兩岸的溝通對話擔當橋樑和拓荒者的角色。根據資料所得，台灣有2，300萬人，但到過中國大陸探親、旅遊、經商、學習及交流的只有500萬人左右。從數據中可想而知，大部份台灣人對祖國沒有正確的認識，甚至可說是帶有某種偏見和誤解。所以，我們有責任走進去交流；同時，讓他們有機會走出來看看。
傳統上，澳門教育系統是以私立的學校為主，而且主要是以天主教教會或基督教教會所開辦的；基於歷史原因，很多高中生都以到台灣升學為目的地。為數眾多的學生與畢業生，都是可以成為兩岸的宣傳大使︰台灣同胞可通過他們了解大陸的情況，內地人亦可通過他們了解台灣同胞的想法。
當然，澳門最重要的還是要在 “一國兩制”方針下，確保社會的穩定、繁榮以及可持續發展，要深刻體會這不僅是澳門本身社會利益所在，也關乎祖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能否成功的正面形象示範作用。如果“一國兩制”在澳門未能好好實行，那是無法令本已存有疑慮的台灣同胞去思考，“一國兩制”是否合適台灣社會，更不要說要心悅誠服地去跟從。澳門地方雖小，但她卻可以發揮小齒輪的關鍵角色。故此，我們一定要好好發揮。
5. 結語
澳門在回歸後短短的數年間，憑著祖國的關懷和大力支持(如自由行政策等)；以何厚鏵特首為核心的領導班子勤政愛民、以民為本的施政方針，市民和社會團結互助、自強不息的信念，令澳門的政治、經濟、治安、建設都呈現喜人的興旺之局。相信從今往後，澳門人都可以昂首自豪地向台灣同胞介紹，“一國兩制”給澳門帶來一個脫胎換骨的新氣象。這也正好為面臨多重困境的台灣政府，及所有台灣同胞作出一個強而有力的例證。
澳門是 “一國兩制”成功實施及發展之地，而且隨著和平發展的世界主流動力。我們中華兒女就必須團結一致，秉承孫中山先生的愛國精神和思想，不再受外來的勢力左右，共享繁榮成果；更重要的是，通過交流讓台灣同胞認識到，內耗往往是最致命和最無建設性的行為，正如今天台灣政治、經濟所遇的困難一樣。
總括而言，當前兩岸關係，雖然機遇多於困難，但是我們不但不能掉以輕心，更要一鼓作氣主動出擊，爭取每一個台灣同胞的 “心”。加強溝通與了解，從理念上達成共識，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互信，進而攜手同心，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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