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全球化”大氣候環境之下,中西文化交流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如何捨短取長、互補不足,冀望建立一種“全球化”的文化體系,使人類能夠生活在一個自由平等、安定繁榮、和諧康樂的大同社會裡。
環視世界文化體系,主要分為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東方文化體系,以中華文化為核心;西方文化體系,初期以希臘、羅馬文化為中心,後來以法國、德國,再伸展至英國為重鎮。十六世紀初,歐洲各國拓展海外殖民地,於是英、法、德、荷、葡等國家,在今日的南北美洲、澳洲、非洲、東南亞等地,都有殖民地,於是西方文化擴散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崛起,以其“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實用主義”(Pragmatism)拓展“美國文化”,而近年所掦言的“全球一體化”(Globalization)更影響全世界了。
回顧歷史,中華文化曾經對西方文化有過重大的影響,特別是在十八世紀時期歐洲的「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改變了他們的舊傳說和信仰,也促成了科學上的發現。
早期西方文化,建築在希臘的哲學、羅馬的法律和基督教的道德觀念上。歐洲中世紀時代,各國文化、教育、政治、經濟,全由教士所操縱。他們以“神道”來解釋一切事理。早期的偉大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提出“人”道,和稍後的傑出科學家笛卡兒(Descartes )提出“物”理,都受到教士的猛烈抨擊,指為邪教,結果忍辱而死。但到了18世紀,耶穌會士來華傳教之後,揭開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紀元;他們把儒家學說、中國文化傳至歐洲,啟發了時人的思想,提出“天賦人權”與“自然主義”的理論,由是演變成為歐洲的“啟蒙運動”。
原來在明朝萬曆年間,意大利人耶穌會士利瑪竇 (M.Ricci) 來華傳教;他把《論語》、《大學》、《中庸》翻譯,傳至歐洲,廣泛地引起歐洲學者研究中國文化的興趣,而法國大文豪藍遜 (G..Lanson) 盛讚孔子學說,以其所說的 “仁”,不受宗教主義所把持,也不受形而上之學理論所支配,完全由每一個人的內心而獲得,即道德善心源於人的 “仁心”。他的言論,影響很大,而中國的儒家經典,如《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孝經》等,紛紛被譯為歐洲多國文字。不久,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荷蘭等國紛紛先後成立《東方學院》,研究中華文化。當時的歐洲著名學者,像萊布尼茲(Leibniz)、法蘭克(Franke)、孟德斯鳩(Montesquieu)、盧梭(Rousseau)、福祿特爾(Voltaire)等,都受儒家學說的影響,提出以「人」為主的自由思想與道德主義,漸漸擺脫 “神權主義”。同時,擺脫 “神權主義”,也是擺脫神權思想的束縛,提出“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自然主義”(Naturalism)。從“理性主義”產生了人權、人道的主張,從“自然主義”產生了物理的追求,而中國早期傳入歐洲的各種科技,如火藥、風車、造橋、織絲、指南針、印刷術、渾天儀等,在追求“物”理之下,不斷發明,數世紀之內,西方物質文明凌轢世界。
西方國家曾受中華文化的影響,而中國也曾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文化交流,互為影響是自然的事。西方學術傳入中國,始於明代萬曆年間。利瑪竇把中華文化傳入歐洲,同時,也把西方的天文、曆法、數學知識傳入中國,隨後來華的耶穌會士,如艾儒略(Julion Alenio )、南懷仁(Ferdimand Verbiest)、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同樣輸入西洋科學,而中國學者也開始接受和研究西洋科學了。
西洋科學講求實驗、例證,與中國傳統的心性之學不同,引起了國人對“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興趣和研究學問的科學化(Scientifc)。從清初學者如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等人,提出“經世致用”,樸學家主張“實事求是”、 “無徵不信”,看來亦不能抹煞受到西洋科學輸入的影響。 清末民初時期,國勢積弱,國人產生了一種崇外的心態,認為中國不僅要政治改革,還要文化改革。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西方學術思想湧然進入中國,例如自由主義(Liberalism)、自然主義(Naturalism)、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浪漫主義(Romanticism)、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直覺主義(Intuitionism)、唯美主義(Aestheticism)和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等,一時成為流行的話題。「新文學運動」主要是推倒傳統的古典文學,揚言新文學要滲入西方的文藝思想、技巧、風格,才有新的生命和新的氣息。不少作者,在作品裡加插一些外來語,詞句刻意歐化,援引西方資料,作為“學問淵博”、“思想開通”的表徵,一時翻譯的作品書刊,風起雲湧。 至於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大家都知道是融合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而馬列主義,也在這時候傳入中國。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建國方案,初期以馬列主義為指引,繼以毛澤東思想為最高原則;“文化大革命”以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不免亦是受到西方文化的感染了。
從上文所述,我們知道,中華文化曾經影響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也影響中華文化。今日在“全球化”的大氣候之下,中西文化交流是一種自然的趨勢。綜觀今日世界,科技進步,除了一些落後的國家外,物質文明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水準,使人醉心、縱情於追求物慾;自由主義,變成自我為主;存在主義,化成人與人之間的鬥爭、仇恨;人們顯得輕禮教、蔑道德、肆暴戾,戰亂無止,生活在誠惶誠恐之中。究其原因,就是人們為“物慾”所蔽,漸漸變成“物”的奴隸,為了爭“物”而失掉人的本性。中華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主流,儒家思想,以“人”為本,以“仁”為主,能拯救人於“物慾”大海之中,使之誕登彼岸,過著道德、理性的生活。世界著名漢學家顧思雅(H.G. Creel)盛稱中國孔子的學說,目的是為人類謀幸福(Struggle for Human Happiness)。
當今之世,科技發達,帶來高度的物質文明,提高人類的生活水準,但人不僅要“生存”(to exist),更要“生活”(to live)。 “生活”必須包括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即除了得到溫飽以外,還需要精神方面的滿足,否則就像行屍走肉,沒有靈魂的軀殼,生活變成沒有意義。今天,我們活在所謂“全球化”下的世界裡,大家爭取經濟效益,忽略道德操守,忘掉人性良知;一些強權大國,竟以“人道”為藉口,侵略弱小國家,造成宗教衝突,種族仇恨,恐怖事件頻頻發生,令人痛心疾首!中華傳統文化著重道德培養,教人蹈仁行義,對己以忠,待人以恕,修身守道,自強不息,正可拯救當今世人溺於物慾的習性。
如今隨著中國的國勢日漸強大,“中國熱”差不多席捲寰宇,許多國家都開設中文科與中華文化研究,以切合時代需要,而孔學儒道,更日趨熾熱,非洲小國也設有孔教學院。審視目前世界形勢,正是推動中華傳統文化的良好機遇,提高人類的精神文明,配合現代先進的科技,建設和平康樂的地球村!
中國在世界各地廣設孔子學院﹐推廣中華傳統文化﹐在國外引起重大反響。
美國高中會考( SAT )﹐已將中文科列入﹐中文學校修業成績可列入大學學分﹐碩士生外語要求也將中文列入選項。許多美國家庭已從小開始訓練子女學習中文﹐聘請華人保姆,甚至在幼稚園已學普通話。美國開設中文課程的高中和大學正急速增加﹐目前中文教師供不應求。
新加坡李光耀多年來一直提倡儒家文化和華語運動﹐華文列為國家語文之一 (另為英文、馬來文)。
馬來西亞政府也開始要求使用正規的華語與華文。
但是目前兩岸四地的媒體、娛樂界都發生大量使用錯別字或誤用成語﹐以及標新立異故意製造成語之情形﹐破壞了美好的中文。例如:港、澳報刊多粵語﹐台灣媒體經常以方言﹐甚至日文夾雜使用﹐如 “一台汽車”、 “一台自行車”﹐非常 “阿沙力”( 日語爽快、乾脆之意)﹐青少年更出現不知所云的所謂 “火星文”。
台灣自台獨執政後﹐更加積極進行 “去中國化”作為﹐全盤否定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聲稱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台灣文化還包括日本、荷蘭與西班牙文化)。因此大陸更應積極發揚正統的傳統中華文化﹐讓台獨分子體認到﹐台獨式的文化﹐離開台灣即無施展餘地。
另方面﹐應廣收台灣學生到大陸學習﹐接受中華文化熏陶與教育。但需輔導他們在大陸就業( 台獨政府不承認大陸學歷)﹐讓年輕一代了解、認同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體認到他們的前途在大陸。
而大陸拍攝的電視劇﹐在海外有大量觀眾﹐但歷史劇的謬誤﹐甚至為了戲劇效果故意曲解事實之處甚多﹐對身在海外的下一代﹐以及對中華歷史與文化原已認識不多的華人華僑有極大負面的影響。
在世界上﹐應立即遏阻南韓竊奪中華文化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南韓已在聯合國成功申請端午節為南韓文化遺產﹐現又稱中醫為韓醫﹐更妄稱漢字為韓國發明。中國政府應積極採取行動﹐將漢字、書法、中秋節、農曆春節、黃曆、中醫、針灸等申請為世界文化遺產。
傳統的中國人著重道德精神文明,而西方較重視物質文明與個人主義。我們相信不能沒有傳統的現代化,因此中國人不能丟棄講信修睦、禮義廉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等的傳統思維文化。傳統文化是國家生存的根本力量,是輭實力亦是無價之寶。期盼兩岸在共同歷史文化淵源中,和平發展走向統一。 參考資料: 1. 何沛雄,“孔子學說與世界文化”,《孔學五論》,香港孔教學院,1995年 2. 費孝通,“中華文化在新世紀面臨的挑戰”,《中華文化與二十一世紀》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3. 劉述先,“中華文化與21世紀”,《中華文化與二十一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4. 李宗桂,“文化全球化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南開學報》2002年第5期 5. 湯恩佳,《弘揚孔子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中華傳統文化與新世紀》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 6. 王銳生,《社會轉型、文化轉型與文化自覺》,《文化自覺與社會發展》(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 7. 吳元邁,“文化自覺與文化發展”,《文化自覺與社會發展》,商務印書館,2005年 8. David Niaison,Confucianism in Ac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9. William Mc Naughton,The Confucian Vision,University of Mechigan,1974. 10. Raymond Dawson,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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