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灣的鄉土文學有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道統
二戰後的台灣文學界，在前世紀72~74年有過現代詩論戰，77~78年又有鄉土文學論戰，這兩次論戰是密切關聯著的，60年代後期至整個70年代，鄉土文學之在台灣重新崛起，以及圍繞鄉土文學的論戰，不論就文學或社會思潮而言，是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在今天仍值得我們來回顧並再認識其當代意義。
之所以說鄉土文學之重新崛起，是因為戰前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主流，從文藝和社會思潮而言也是屬於反帝、反封建、反壓迫的鄉土文學，只因在殖民統治末期由於統治者的壓抑，以及官方由上而下推展了所謂的“皇民文學”，台灣文學界才被蒙上了“決戰體制下的文學”之陰影。而戰後台灣光復初期，又由於國民黨政權下“反共文學”(或曰“戰鬥文學”) 以及受西方影響的現代派文學之盛行，加上老一輩本省籍作家的語言能力等原因，鄉土文學一時無法復甦而沈默下來了。一直要等到60年代後期以後國內外情勢有所變化，台灣的經濟社會走到轉形期的時候鄉土文學才重新崛起，取代“戰鬥文學”和現代派文學而回復台灣文學主流的地位。然而進入80年代，特別是80年代後期以後，情況又有新的變化.就是一方面文學的流派呈現多元化、多樣化的現象，另一方面“文學台獨”正在惡性膨脹。
(2)現代主義思潮之興起
關於50年代、60年代的“戰鬥文學”，在這裡不須贅述.必須一提的是在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影響下產生的現代派文學.台灣現代派文學始於50年代的現代詩的興起，進入60年代現代派小說的流行而達到巔峰，現代主義(modernism)的文學思潮席卷全台灣的文壇。現代派文學本來是西方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流行的文學流派，它之所以能在台灣還處於落後的農業社會的50、60年代產生和流行起來，最主要原因在於二戰後形成的冷戰體制，以及伴隨而來的大陸和台灣的人為的隔絕。國民黨政權採取依附美國帝國主義的“國策”，不但是軍事上，在經濟上也大量倚賴“美援”以及日本的資本，崇洋媚外思想也隨著迅速滋長起來，這些都為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準備好滋生的土壤。其反面是我國道統的價值觀、道德觀、倫理觀等幾乎處於崩潰的邊緣。台灣老一輩作家吳濁流於當時說的如下一段批評是一個有力的歷史見證：“現代的青年，茫然不知有祖宗傳下的偉大文化遺產，任外國的學人拿去作為文化榜樣，而我們的青年，相反地視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棄而不談，其結果產生無根的思想，…… 因為他們沒有根，就不能根深蒂固發育起來，所以只好巧仿，巧學外國文化，…… 因此不知不覺種下莫名其妙的奴化思想和自卑精神，在這樣精神狀態下，就不能自立自主。”（吳濁流︰《黎明前的台灣．漫談文化沙漠的文化》，台灣遠行出版社）
(3)現代詩論戰
1972~74年間，先是關傑明、唐文標相繼發表文章批評現代詩，由此引起圍繞台灣(及於香港)現代詩的論爭高潮.站出來為現代主義文學辯護的，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余光中、顏元叔，反擊的對象主要是唐文標.唐批評現代詩脫離社會，逃避現實，指出台港現代詩並沒有繼承五四以來新文學改革的道統。“關傑明和唐文標的文章儘管有不夠客觀科學和盛氣凌人之處，但它畢竟是50年代左翼政治、文化思想全面遭受鎮壓後首次衝破冷戰思想體系而得到的一次勃發，在光複後的文藝運動史乃至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古遠清《台灣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武漢出版社，1994，p244)。陳映真總結這次現代詩論戰說︰“在這個論戰中，相對於現代詩之‘國際主義’、‘西化主義’、‘形式主義’和‘內省’、‘主觀主義’，新生代提出了文學的民族歸屬，走中國的道路；提出了文學的社會性，提出了文學應為大多數人所懂的那樣愛國的、民族主義的道路．他們主張文學的現實主義，主張文學不在敘寫個人內心的葛藤，而是寫一個時代，一個社會(陳映真：《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上引的對現代詩論戰之評價可以說是非常正確的，從此“為人生而藝術”、“回歸民族，反映時代”的創作路線深入人心，獲得越來越多作家的認同。
(4)鄉土文學之復甦和發展
一些文藝社團和出版刊物對鄉土文學的復甦和蓬勃發展，起了重要作用.1964年3月，吳濁流邀請27位本省籍作家創辦《台灣文藝》；1964年6月，曾經參加《台灣文藝》創刊的吳瀛濤、趙天儀、白荻、王憲陽等12位本省籍詩人在台北創辦了“笠”詩社並發行“笠”詩雙月刊。這是聚合本省籍老、中、青三代詩人的重要園地.1966年，尉天聰、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作家創辦了《文學季刊》，他們大部分是第二代本省籍作家，構成了70年代鄉土文學思潮的另一翼。這些社團和刊物在促進鄉土文學的創作和理論之趨於成熟方面無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這樣一種具有反帝(反西化)反封建性質的鄉土文學思潮，是很難為依仗美日等外國勢力的、反共的國民黨政權所能容忍的。台灣當局把鄉土文學派的理論主張視為異端，於是一場圍剿鄉土文學的論戰終於爆發了。首先，台灣《中央日報》副刊主編彭歌於1977年8月17、18、19日的《聯合報》副刊上發表文章長篇論文《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從政治上攻擊鄉土文學.1977年8月20日，現代派詩人余光中在《聯合報》副刊上發表了文章《野狼來了》，主張鄉土派的文學主張和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有暗合之處，這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學術討論範圍，給鄉土文學作家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壓力.面對當局的政治壓力，鄉土文學作家堅決反駁所謂的批判，捍衛鄉土文學.例如王拓的《擁護健康的大地》、《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陳映真的《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尉天聰的《鄉土文學與民族精神》、《建立文學中的健康精神》，葉石濤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蔣勛的《台灣寫實文學中所起的道德力量》等文章較有代表性. (參照黃重添等編著《台灣新文學概觀》上冊、廈門、鷺江出版社、1986、p192~193).與當局的願望相反，鄉土文學並沒有被這次圍剿一棍子打死，而是繼續不斷地發展壯大。
(5)鄉土文學論戰之意義的再認識
時隔將近30年的今天，我們該如何看待70年代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鄉土文學的復甦和發展，以及圍繞它的論戰的意義是什麼? 它是不是仍具有當代意義? 如果有的話，那又是什麼? 要回答這一連串的問題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因為畢竟時代不同了，人們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變化，就拿“反帝、反封建”這個問題來說，今天還不承認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歷史的大有人在。然而，上面提出的問題我們不能迴避。以下談一些個人的初步的看法，這個問題還待進一步掌握更多歷史資料，更深入的研究來驗證。
上面提到鄉土文學派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批判，或者說感到不滿之處不外是現代主義文學脫離社會，逃避現實。因此鄉土文學派主張“回歸民族，反映時代”的創作路線，這一點才是我們應該認真、深入思考的問題。對“脫離社會、逃避現實”的批判是跟“回歸民族、反映時代”的主張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
當時，鄉土文學最響亮的口號是“回歸鄉土”。那麼，是從那裡回歸到鄉土? 為什麼要回歸鄉土? “鄉土”又是指什麼? “回歸鄉土”的意思首先就是回歸到日帝殖民統治下崛起的鄉土文學的精神.當時的鄉土文學是台灣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受了祖國大陸五四運動的很大影響，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啟蒙運動．由於台灣的新文化運動是在直接的殖民統治下和民族壓迫的背景下崛起，也就必然表現為具有強烈的愛國民族主義精神，被譽為“台灣文學之父”、“台灣的魯迅”的賴和(1894~1943)一生不剪辮子，絕不用日文寫作，一生堅持用中文創作。在他的《一桿秤子》、《不如意的過年》、《惹事》等作品裡，賴和塑造卑劣的統治者形象，滿懷愛心描寫勞動民眾的苦難生活，刻劃覺醒、抗爭的英雄形象，呼喊同胞起來反抗.楊逵(1905~1985)的劇本《牛犁分家》寓意深刻，“外患易防，內憂難治”.日本人侵略是外患，兄弟之間的糾紛是內憂，兄弟鬧分家，一個分了牛，一個分了犁，弄得兩敗俱傷.楊逵呼喊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吳濁流(1900~1976)“作品中的主題和楊逵有些接近，都是以日本帝國主義為打擊對象，極力保護和闡揚台灣民眾心靈深處的民族意識，以中國人的民族性來對抗日本人的侵略性”(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出版社、1996、p122)。他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往往被認為是台灣人“孤兒意識”的化身，可“這本小說，我透過胡太明的一生，把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所沈澱在清水下層的污泥渣滓，一一揭露出了。…… 無異是一篇日本殖民統治社會的反面史話”(吳濁流：《回顧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回歸鄉土”的口號首先意味著要回復這樣的民族精神。同時，在文學方面意味著文學創作從西化的現代主義回歸到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道統，但是這並不是說全面、機械地否定西方的現代主義，也不應該這樣做，這也就牽涉到全球化與民族文化的關係的問題.老話有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鄉土文學論戰重新提起了民族主義．它的內涵不僅僅是回歸到日據時代的反帝、反殖民的民族主義。鄉土派的作家普遍認為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台灣“外有新殖民主義(經濟滲透、進而政治控制)的榨取，內有為外來殖民主義者效勞的買辦政治的壓迫”，進一步發展了(美、日)對台灣的新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的理論(陳映真《向內戰、冷戰意識型態挑戰》)，因而主張民族文學與民眾文學的現實主義文學，以抵抗台灣知識、文化、文學和思想等對歐美隸從的西化思潮。
(6)突破兩岸分裂的構造，開創祖國統一的新時代
前世紀80年代後半以後，隨著政治上“台獨”勢力的抬頭，文化上“去中國化”的勢頭和“文學台獨”開始惡性膨脹.這是戰後世界的冷戰體制以及大陸和台灣的人為的隔絕所造成的結果。今天我們回顧並再認識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的時候，要繼承愛國主義道統，為突破兩岸分裂的構造，開創統一的新時代而努力、奮鬥。
我們說21世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中華民族的復興之關鍵是中華文化的復興.中華文化是包括移居海外的華僑華人在內的所有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源泉。天下一統的國家觀是中華文化價值體系中最顯著的特徵之一，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主要源於中華文化，中國人自古以來不太意識人種的差別，而更重視文化的連續性.當中華文化面臨斷絕的危機的時候，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就會空前高漲。日據時期的鄉土文學作家表現出對中華文化價值的執著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相信中華文化在兩岸實現和平統一的過程中，也一定能發揮關鍵性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