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台商在祖國大陸的投資一直平穩發展，為推動兩岸經濟的共同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90年代中後期，隨著台獨分裂活動的逐步升級和島內外政治生態的發展演變，大陸台商在全球華人反獨促統鬥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突顯。
多年來，以台商投資大陸為重要內容的兩岸經貿合作業已成為穩定和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台商及島內外與大陸利益相關群體人數的增長，他們與大陸的依存關係也越加密切。這個原本背景不一、各自為戰的群體，其核心利益漸趨一致。此種核心利益既與島內政治生態、政局演變息息相關，又與大陸這邊的政經狀況緊密相聯，從而使台商群體成為海峽兩岸互動中的特殊角色。例如，李登輝在島內主政後期，在其“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式的縱容和庇護下，台獨勢力得到急劇膨脹。民進黨在2000年如願上台後，以陳水扁為代表的台獨勢力更是利用其掌握的各種資源，政治上不遺餘力地推行分裂中國的台獨路線，經濟上設置種種障礙，頑固阻撓台企西進大陸。種種倒行逆施，將兩岸關係數度推倒極其危險的邊緣。出於某些可以理解的原因，儘管有的大陸台商較少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但從切身利益考慮，他們中的大多數在政治上是主張台海和平、反對台獨的，在經濟上則積極參與推動“三通”，要求進一步密切兩岸經貿往來。實踐證明，大陸台商群體以及台灣工商界求和平、求發展的願望和他們在祖國統一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對台獨勢力的冒險活動起到了較大的制衡和約束作用。
但是，大陸台商在反獨促統鬥爭中的作用還沒有得到足夠的發揮，其潛力還有待充分挖掘。在台灣的選舉政治中，經過政黨輪替以來的反復較量，目前藍綠陣營的勢力對比已呈現出膠著狀態，各自固定選票的差額非常微弱。在此情況下，台商群體的選票就將成為影響選舉結果的重要籌碼。在大陸的百萬台商及台企幹部基本上屬於台灣的精英階層，如果將他們能夠影響的島內親屬和朋友計算在內，其覆蓋面至少能達500－600萬之眾，相當於台灣總人口的1/4。因此，對海峽兩岸任何一個政治派別來說，誰掌握了大陸台商及其在島內的利益相關群體這支特殊而又龐大的力量，誰就能在未來的政治博弈中搶佔先機。
台灣民進黨當局出於政治上的考量，對大陸台商的政策和態度一直處於搖擺不定、自相矛盾的狀態。一方面，民進黨也知道，大批台商回大陸投資，是對全球市場進行比較之後的理性選擇，市場規律決定了台灣當局不可能阻止台商“回家”拓展事業版圖的腳步，台灣經濟的生存也有賴於大陸。另一方面，民進黨又恐懼，台商西進登陸的潮流如果無法遏制，台商群體勢必成為“以商逼政，以通促統”的“可怕”力量。民進黨當局這種矛盾心態體現在政策上，就是一方面威脅要對台商課征所謂“國家安全稅”，採取“配額制”，並時不時找藉口“修理”被認為是親近大陸的台資企業，另一方面又經常在選舉前夕不得不採取一些開放性的措施，作出種種空頭承諾。然而畫餅畢竟難以充饑，虛幻的泡沫破裂之後，台灣企業感受到的依然是冷酷的現實。
相比之下，大陸政府多年來對台商待之有禮、許之以利的政策和做法，則得到了廣大台商的衷心擁護。但值得關注的是，現階段的台商在投資經營與環境的關係上，與數年前相比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比如，以前台商投資比較注重從大陸的優惠政策中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但大陸加入WTO之後，政策環境漸趨一致，台商就將直接面對與外商的激烈競爭。又如，早期台商投資很看重基礎設施、通關便利等局部環境的優化，但隨著集團化生產規模的形成，他們要求的則是包括行政、司法、執法在內的更好的綜合投資環境。特別是當台商遇到某些地方保護主義或其他侵權事件的損害時，在得不到台灣當局關心和理解的情況下，他們就特別希望獲得大陸政府的呵護。再如，隨著外貿規模的擴大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一再抬頭，大陸台商在突破國際貿易障礙、維護自身貿易權利等方面也特別希望得到大陸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如何在改革、發展中完善這些環節，就成為下一步大陸能否持續擴大對台商影響力的關鍵所在。
在反對台獨、追求中國統一大業的進程中，中央政府一直在提倡和堅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民心決定成敗得失，這的確是歷史的真理。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祖國統一的問題上，現在是外有國際強權干涉和攪局，內有兩岸分治和社會差異，具體落實做台灣人民工作的方針並不容易，可供操作的實質性政策選項不多。在這種情境之下，我們有必要對大陸百萬台商在反獨促統鬥爭中的特殊作用進行再定位，再思考。通過分析新時期台商群體的總體特徵，把握他們的心理願望，進而解決他們在生產經營、生活定居等方面的實際需求，才能讓他們真正體會到祖國大陸的情義，認識到統一的必要，感覺到生為中國人的自豪。也唯有如此，他們才能自覺地成為兩岸和平統一的和平大使。百萬和平火種一旦撒播開去，海峽兩岸的層層鐵幕終將在要求統一的燎原之火中灰飛煙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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