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0年代東亞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樹立了嶄新的發展楷模後，國際間已少有能大量聚焦並撼動人心的其它成功案例，更遑論一組或成批的國家列隊騰飛，不過時序轉入新千年世人原有的疑惑已快速消退。在2003出版的報告中，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將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並列，預測該四大經濟體（BRICs）的總產值於2039年將超過現今的六大工業國（G6），而中國將在同年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等此，確實令人耳目一新，原因是在此之前，各界僅看好中國，並未正面看待巴西、俄羅斯和印度。
從時空背景看，BRICs四國的經濟復興適當“全球化”正如火如荼展開， “區塊化”四處攻城略地，同時，世貿組織架構下的貿易 “自由化”與 “規範化”為變遷中的國際經濟秩序投下變數之際，這與四小龍經濟起飛時所面臨的無障礙空間，確實大相逕庭。儘管如此，中、印等四國的崛起已經且將持續衝擊全球經濟，牽動巨大的版塊挪移與權力消長變化，並對外在世界產生損益不同的財富重分配後果。
在多重組織化及市場動力交互運作下，發展至今，反映國際經濟趨勢或動向的 “價值規律”已偏離常軌，並體現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資本報酬的增幅大於工資；其二，製造業的商品價格與原材料價格的走勢背道而馳；其三，國際油價飆漲並未重創低通膨與低利率的市場環境；也就是說，儘管美國聯準會（FED）和歐洲央行（ECB）分從2003年6月和2005年12月以後展開新一輪的升息週期，而原油價格自2006年9月後開始回跌，但無損於上述論證的可信度。
前奏：全球勞工供給大增
回顧啟動全球經貿版塊位移的起始點，中、俄和印度三國分別在1980和1990年代開放市場與國際接軌，其顯而易見的變化是：全球勞動力的供給在很短的期間內暴增45%至50%，其中，中國約佔二分之一以上。
依據O. Shenkar（2005）在《中國世紀的降臨》一書的看法，中國經濟的勃興對外在世界的衝擊並不是短期或暫時性的，同時，也不是反映國際 “景氣循環”的一種 “錯位”；反之，它的影響是長期而全面的。作者認為，中國世紀將開創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全球商業體系，從而塑造令人耳目一新的企業營運環境、競爭規則、就業條件、消費型態等世界經貿體系內所有成員應加關注的變化。按作者之意：這項變化在性質上與一個世紀前美國追求經濟現代化進而登上世界舞台有共同之處，而此前的歐洲列強或戰後的日本及亞洲四小龍所締造的經濟奇蹟卻都不能相提並論。對照全球經濟目前的運行狀況，Shenkar所提出的論點有一些已陸續展現，另有一些則尚在醞釀之中，當然這其中俄羅斯與印度的影響作用也不能排除在外。
從長期的觀點看，中、俄、印三國的經濟復興是打破現狀、改變全球經濟運行規律的新動力源，而勞動力供給暴增則是其中主要的面象之一。不過，相對於勞工供給的瞬時擴增，全球具經濟價值的資本存量並無太多變化，這就使得全球 “資本/勞工”的比例大幅下滑。在資本財供應相對稀缺而勞動力供給充裕的新市場條件下，反應所得分配狀況的“利潤/工資”之比隨即大舉揚升。2000年10月10日，美國國會通過“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為中美貿易關係正常化開啟了第一道閘門；次年12月北京完成歷時15五年的復關談判後加入世貿組織，為中國與世界貿易正常化開啟了另一道更為巨大的閘門，在全面拓寬了入世的渠道後，中國大陸以及印度、俄羅斯（尚未加入WTO）整體的競爭優勢，包括具競爭力的工資，隨之展露無遺，進而驅使 “供給面震撼”，從分配領域擴散到生產、流通、價格和交換等各個領域。
效應一：資本報酬增幅大於工資
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PI）的分析，2000到2005年美國的GDP從9.8兆美元擴增到11.2兆，實質增幅達14%；勞動生產力揚升16.6%，然而美國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卻反向下滑2.9%，遠遜於前5年（1995~2000）的升幅；反之，同一期間內，美國的企業利潤在總產值中的比重卻從17.7%擴大到20.9%，從而使得所得分配狀況惡化。報告同時指出，在觀察期間內，收入越高的階層所得增長的愈快，反之則愈緩慢。例如，1992至2005年美國主要企業高階主管（CEO）的年薪增幅高達186%，但勞工平均時薪的增幅僅有7.2%，兩者之比為26倍，相較於1960年代的24，顯有天壤之別。
據統計，2004年美國企業的稅後利潤與GDP之比攀升到近75年來的新高，歐元區和日本的企業獲利也是近25年所僅見。這個現象，從近數年大多數工業國家股市的漲幅遠遠超過其經濟增速可明顯得到印證，考其原因：股市是反映資本報酬而非工資所得，其理至明。相對而言，從近期美國景氣陷於谷底起算（2001年11月）美國民間企業勞工的實質報酬（工資加福利）共增加了11%，低於前五度波長相同循環週期的平均升幅17%，並出現勞工實質報酬的增幅低於勞動生產力增幅的異象，其他已開發國家的情形並無二致。這一趨勢凸顯並削弱了處於弱勢的勞方之工資議價能力，形成雙重的 “剪刀差”，即 “利潤/工資”和 “工資/勞動生產力”的差距隨時間推移而擴大的失衡現象。與此同時，在高科技產業移師中、俄、印度乃至巴西或增加採購或外包後，以美國為主，發達國家的白領階級（以工程師、技術人力為主）也逐漸感受到來自新興市場的科研人員競爭壓力，而不限於藍領階級。
效應二：商品與原材料價格倒掛
伴隨外貿和外人投資額的高速增長，中國大陸主導國際商品訂價的力量正與日俱增。從供給面看，作為全球最大的勞力密集產品生產基地（但不限於勞力密集產業），中國大陸出口具規模經濟的廉價製造業產品橫掃全球，不僅已開發國家的傳統產業潰不成軍，就是低工資的開發中國家也祇有越南、孟加拉、印度等尚能維持局部的競爭優勢，導致製成品的國際價格易跌難漲。相反的，肇因於中國大陸（及印度）生產能量不斷擴張，而產生的進口需求同步推升國際原材料價格，諸如石油、鋼鐵、非鐵金屬，若干農產品、乃至海運運費費率均居高不下，其中又以國際油價屢破新高，最引人矚目。
上述國際價格的兩極化走勢可稱之為價格領域的“剪刀差”，其中作為廣義消費財的製造品價格的走勢不僅取決於中國大陸工資率的高低，也受到匯率、貿易自由化/保護措施、技術進步、市場競爭程度，以及非工資成本（如地租、公用事業費率、稅制、利率）等多項因素（合稱綜合因素）影響，但佔產品附加值比例最高的工資仍居於主導地位。從這個角度看，主控製成品價格形成的槓桿來自於分配，製成品經由國際交換與流通進入價格領域，在上項 “綜合因素”的正負作用相互抵銷後，預期製成品的低均衡價格，短期內將難以上漲，而國際原材料價格的高低，主要繫於北京實施“宏觀調控”的強度，以及能礦原材料大國對價格騰升增產的反應速度。
效應三：開創低通膨與低利率的環境
在高度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內，各國或地區的利率、匯率和工資率，在相當程度內均受到外部市場因素的影響，而不能完全自主。在自由市場內，倫敦的 “基準利率”（Libor）擁有最高的訂價權，在官方市場，美國的聯邦準備理事會和歐洲央行則擁有數一數二的訂價權，但人民銀行利率的走勢已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廣泛的關注。
“911”事件後，美國經濟陷入網路泡沫破滅後的谷底，為提振景氣，聯準會展開連續性降息，至最終聯邦基金利率於2003年6月6日滑落到近半個世紀的最低點1%，美元匯價同步重挫。聯準會執意大幅降息的重要背景因素無非是物價水準的低落，斷無通膨之虞，然而促成該一重要背景因素形成的要件之一，則是自中國大陸進口的廉價消費財充斥在美國各大賣場，大舉壓低了消費者價格。據摩根史丹利估計，過去八年，美國消費者受惠於此一來源的進口而省下來的支出總額高達6,000億美元。另一方面，中國對美國的大量貿易出超轉換成人民銀行購進美政府公債的資金來源（中國以外，日本及OPEC成員國也是美政府公債的長期買主），從而使美國財金當局有條件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措施，在維持低利率的同時（直到2004年6月第一次升息因而邁入此後至今共十五度的升息週期前），也壓低了公債的殖利率，導致商業抵押貸款利率同步下滑，為美國經濟動力的兩大支柱－房地產和汽車－提供了強勁的支撐。美國的景氣能維持不墜，以出口為導向，高度仰賴美國國內消費市場的亞太等國和地區，才得以繼續成長，而日本也因為中國經濟的強勁成長，才從長達十餘年的經濟泡沫中脫困。
從理論面推演，中國大陸低工資的外溢效果，再度經由交換與流通反映在利率和通膨率兩大價格領域之中，其中作為資金成本的利率和作為消費者購買力的減項－通膨率，能維持在低檔，中國大陸經濟的貢獻從上述經貿金融的跨境互動關係可得到印證。
一段時期以來，由高科技（特別是資訊科技）所驅動的成長，被譽為 “新經濟”的貢獻，新經濟最主要的內涵是技術進步。降至2001年初網路泡沫破裂後，新經濟的魅力略有折損，然而就在此時羽翼豐滿，作為 “世界工廠”、並將升格為消費市場的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崛起，與全球最大的 “消費市場”美國並駕齊驅，成為維繫及推升全球成長的雙引擎（2001~05年間，中國對全球新增總產值的貢獻佔15%、印度佔5%）。2003年以來，國際油價從 “911”後的谷底（每桶約17美元）暴漲四倍，2006年一度逼進每桶75美元的天價，但國際經濟卻無通膨之虞，考其原因，本文內所點名的三個 “剪刀差”在短期內無收斂的可能，則是其中主要的關鍵所在。
致勝的左券：兼顧成長與分配
根據劍橋經濟史學者A. Maddison推估，1820年也就是鴉片戰爭前二十年傳統封建農業社會發展到頂峰的中國，其GDP產值約佔全球三分之一；因工業革命而快速崛起的歐洲佔26.6%；其後是印度（15.7%）、俄羅斯（4.8%）和日本（3.0%）。此後近兩百年全球的經濟版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幾經沉淪，直到近期才重拾成長的動力，一洗百年沉冤，並躍升為最具潛力的大型經濟體，然而中國所面對的時空場景已迥異於往昔。
回溯締造“全球化”的兩種時代思潮－新自由主義和（經過偽裝的）霸權主義，均源於西方，跨國公司則是全球化的工具或馬前卒。從正面看，由跨國公司主控的“全球化”固然大幅提高了經濟效益，但也是破壞傳統的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元兇，包括本文所揭示的三個剪刀差正處於“不穩定擴大”的狀態，其中又以所得與財富分配加速惡化的後遺症最令人觸目驚心，可為明鑑。回溯十九世紀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誕生，進而洗捲全球的歷程，其根本原動力就來自於分配正義的淪喪；1990年代以降的反全球化運動再一度對世人發出警訊，同樣值得關注。對於中國而言，目前較為妥適的對策不外乎善用全球化的正向力量，但不為其遺患所困。
對照台灣早期推展工業化與經濟發展，其最大的特色之一，就在於能兼顧“成長與分配”，祇不過台灣曾經擁有的黃金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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