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中國應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全面分析當前國際形勢發展變化的新趨勢和新特點，深刻闡述新世紀新階段做好外事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進一步確立外事工作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總體要求和主要任務，並對加強和改進黨對外事工作的領導提出了具體要求。
從研究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這次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的內容可說比以往更具有國際觀與全球化的視野。首先，北京堅持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要堅持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相統一」。在此同時，北京也認為國際戰略態勢基本上並不是完全有利於中國的，認為 “世界多極化趨勢繼續發展，但單極還是多極的鬥爭依然深刻複雜；經濟全球化趨勢繼續發展，但國際經濟競爭依然深刻複雜；不同文明交流繼續發展，但國際思想文化領域的鬥爭依然深刻複雜；國際戰略安全形勢總體穩定態勢繼續發展，但人類面臨的安全挑戰依然深刻複雜；國際協調合作繼續發展，但圍繞國際秩序的鬥爭依然深刻複雜。”簡言之，北京現在認為，國際戰略態勢在未來一段時間可能狀況百出；因此，中國必須 “加強戰略謀劃和整體運籌，努力掌握對外關係的主動權，積極營造於我有利的工作局面和戰略態勢”。
雖然北京尚未發展出一個明確的全球戰略，但是從其外交的宣示與行動模式分析，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利於國內的經濟發展，以及維持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在未來二、三十年必需掌握戰略機遇期的壓力之下，在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與中亞等周邊地區建立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涵。
以東北亞地區複雜無比的安全形勢而論，在該地區建立一個和平的周邊環境，就非常符合中國追求的戰略目標。例如，北京提倡“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強調和平共處五原則 (平等的國家權力、互不侵略、互不干涉內政、平等權利互利互惠、及和平共存)，經濟互利以及與他國建立不針對第三者的戰略夥伴關係，以有別於冷戰時期以軍事同盟相互對立的安全觀。國家主席胡錦濤更提出“和諧世界”的外交理念，強調世界的多樣性，相互尊重和平共處，而不像美國的轉型外交是要依照美國的價值改造世界。另一方面，中國也積極強化與俄羅斯的戰略夥伴合作關係，以及維持東北亞周邊地區的安全，為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提供有利的基礎。此外，北京並推動六方會談以促進朝鮮半島非核化，對於朝鮮的不合作態度，中共則是反對其他國家對朝鮮實施強硬的制裁。又如在情勢也非常複雜的東南亞地區，中國則是以新安全觀、新文明觀（尊重多樣性）與三鄰政策（睦鄰、安鄰、富鄰）為基礎，發展與東協各國的全方位合作。同時，北京也堅持協商一致、平等互利、循序漸進的原則，顧及各方利益與關切，推動與東協國家之間和平、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此外，中國並依“與東盟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及其“行動計劃”（五年期程，由2005年至2010年）與東協各國展開全面合作。中共在東南亞幾乎不談民主與市場開放，這是與美國的最大不同。
其次，在這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北京既強調經濟作為硬權力的重要性，也重視文化吸引力作為軟權力一環的作用。例如，北京強調要“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充分運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合作提供的各種有利條件，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加快我國同有關國家和地區的自由貿易區建設，促進進出口貿易協調發展，並大力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推動中華優秀文化走向世界。”
在軟權力的對比上，中美兩國無疑各有千秋。雖然美國自認在推動自由、人權與民主的普世價值方面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但是在文化、語言與歷史淵源方面，中國在華人佔一定比例的東北亞、東南亞與中亞地區卻略勝美國一籌。另外，在地緣政治上，中國也在中亞、南亞略佔優勢，美國竭盡全力，也最多取得分庭抗禮的地位。在非洲與拉丁美洲地區，中國也能善用其軟硬權力挑戰美國原本處於優勢的地位。
第三，在這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中國就強調 “要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永遠不稱霸，･･･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促發展，以合作解爭端。” 此顯示，北京已將新自由機構主以義中的國際合作理論與社會建構主義倡導的 “共同體和平理論”，融入自己目前高舉的“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的概念之中。
美國是目前國際政治中的超級強國，中國大陸則是新興中的強權。根據歷史的經驗，霸權對於任何有可能改變其支配地位的挑戰所作的預防性外交或經濟制裁，最終往往會成為它與新興強權發生軍事衝突的主要原因，因為霸權認為新興強權破壞了國際政治的權力現狀，對既有霸權構成威脅。北京領導人深深瞭解美國的憂慮，因此將中國大陸近年來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的成長，由原先的“和平崛起”改為“和平發展”，胡錦濤國家主席並提出所謂的“三和目標”，就是“對外和平、對內和諧、對台和解”，希望能夠化解各方的疑慮。
儘管北京宣稱永遠不稱霸，但在拉丁美洲地區，中共與美國卻是呈現競爭態勢的。例如，美國自1990年代起透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強迫拉美實施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成效不彰，甚至在區域內引爆多次經濟危機，結果導致近年來拉美政治上“向左轉”的風潮，此一趨勢提供了中國聯合“邊陲”對抗“中心”的大好機會。中國綜合國力日漸增強的必然結果就是，由於中國“世界工廠”角色對原料尤其是能源大量的需求，因此“近幾年，中國外交中的石油‘含量’越來越多…能源安全和能源戰略已漸漸納入中國外交戰略的謀劃中”。同時，由於巴西和阿根廷等國一直希望為與中國簽署自貿協定，因此提供北京以集團瓦解個體的機會。而另一成員國烏拉圭前年10月底當選總統的巴斯格斯公開主張優先發展和“南錐共市”成員國的政經關係，造成對巴拉圭更大的壓力。
在國際組織與國際建制的具體操作方面，特別在東亞地區，北京近年來頗為得心應手，不僅主導“東盟十加一”與“東盟十加三”的談判進程，更在“上海合作組織”與“博鰲論壇”中起了領導性的作用。中國透過上海合作組織機制，來發展與中亞國家的關係。2005年7月，上海合作組織發表共同聲明，要求美國軍隊撤出中亞地區，就是中國運用國際組織影響力的軟權力展現。另外，美國因為八、九年前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對東南亞國家的冷漠無情，沒有釋出手上“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硬權力，適時地對東南亞國家提供援助，致使美國至今在“東南亞國協”與“東亞峰會”仍不得其門而入，而在區域組織與區域峰會等硬權力的競逐上呈現弱勢。另一方面，中國策動一種情況使東南亞國家願意根據北京的偏好而採取一致行動，排除美國參加東協與東亞峰會，可以說是中國已懂得運用“合作的權力”。最近兩年，北京在“亞太經合會”不但有實力與美國分庭抗禮，甚至在東亞峰會扮演幕後主導議程設定的角色。
2006年11月，布什總統原先有意在“亞太經合會”提出成立“亞太自由貿易協定”的議案，但因日本、韓國是否能加入“東盟十加三”，相當程度還卡在北京手上，最後該項議案還是只能停留在紙上作業的階段。此顯示，北京已經瞭解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善加運用自己資源，是能在國際組織與國際建制起一定的作用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東亞峰會上，北京寧可扮演幕後的角色，顯示已開始瞭解到有時主導議程的設定，甚至比出面主導更具有意義。另一方面，讓“亞太自由貿易協定”迄目前為止僅只是一項構想，而無法成為議案，也充分展現北京的影響力。
第四，在這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北京指出，“堅持推動建設和諧世界，因為這是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們實現和平發展的重要條件，要致力於同各國相互尊重、擴大共識、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致力於同各國增強合作，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全球性問題，促進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維護世界和地區安全穩定。” 此顯示，北京認為國際合作與國際和平不僅可以透過國際組織與國際建制來達成，而且也存在於國與國之間。
例如，在南亞與中亞地區，北京主要的政策目標就是“同各國增強合作，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全球性問題，促進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維護世界和地區安全穩定。”中國對印度的政策基調就是希望穩定與印度的雙邊關係，防止印美結盟圍堵中國，確保西南疆沒有重大安全威脅。同時，中國也希望在發展中印關係時，能維繫與巴基斯坦的傳統盟友關係。至於美中兩國在南亞地區的共同目標，則是希望南亞維持穩定，特別是希望巴基斯坦保持自制，不要在喀什米爾問題上採取冒進主義，引發印巴衝突。此外，中國在中亞地區的主要利益，就是能源及所謂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等“三股邪惡勢力”。圍堵疆獨 (東突) 發展空間便是中國與中亞國家交往時的重要議題。此外，中國也對美國在中亞駐軍保持關注。
第五，對北京來說，國際合作也不僅侷限於解決“各種全球性問題，促進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維護世界和地區安全穩定”，也包括對外援助。例如，在這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北京就表示除了要“依法維護我國海外機構和人員的安全和合法權益，要依法維護華僑華人、港澳台同胞的正當權益”之外，也要“隨著國家實力增長適當增加對外援助，尤其要支援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改善人民生活”。
中共的援外政策近年在非洲地區執行得頗為成功。在非洲大部份國家尚未獨立之前，中共就以和帝國殖民主義抗爭為號召，周恩來並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發表了“和平發展五原則”，做為它第三世界代言人的依據。中國大陸也因為從不對其提供的外援設下治理、人權或經濟政策等條件，使得它不但自然成為所謂的“七七集團”之結盟對象，也是這些國家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發言人。以兩千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論壇”為例，中共召開此論壇的目的是要倡導國際多邊主義、提升中國大陸與非洲的經貿關係，以及解決開發中國家共同問題為主要的焦點，但是中共藉此展示其經貿大國的實力、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以與美國相互抗衡的意圖卻十分明顯。更引人注目的，則是在2003年的第二度會議中，溫家寶宣佈免除非洲31個非洲國家，總值為13億美元的債務。
總之，雖然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是為政治服務，但可以看出北京領導階層已接受學者試圖將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融為一爐的建議。至於在實際操作面上，北京透過大國外交、國際組織、國際建制、國際合作、能源外交與援外政策的靈活運用，可以說已經使其在國際社會上享有的地位，遠超過其真實擁有的軟硬權力，讓全世界所有國家都覺得中國已經不再是一隻睡獅，而是一隻即將醒來食量驚人的巨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