咄咄怪事：“倒扁” 倒到 “剿馬”
時至2006年歲末，距離台灣下屆“總統”改選已愈為趨近，而這一年裡，以所謂 “倒扁”和 “打馬”為主戲的政治亂局，其實應是2008年“總統”選戰的“賽前賽”，它的劇情從場面壯盛的“反貪倒扁”紅潮，像變魔術般的轉化為“圍剿”、“緊咬”馬英九，則暴露出這齣戲碼在編寫布局上的真正用意，乃在防阻馬在2008年登任台灣的政治領導人。它的圖謀(plot)，在於用陳水扁將馬英九拖下貪腐說謊的政治糞坑中，一同溺斃。用現任“總統”摧毀（可能的）下任“總統”，此一設計，其構想是老謀深算的。令人感興趣的是，這幕“歹戲”的編劇、導演是哪些人？他們所預期的2008年與之後的台灣又是如何？因此，針對始終就在那兒的美國，其對台政策與實際操作，做一歷史的回顧與思考，或許可以有助於人們更清楚的看到問題，雖然未必能找到答案，或得致一個公認具共識的答案。
台灣是西太平洋區域海權霸權國家務須掌控的戰略樞紐。它既可以鎖扼東北亞、東南亞之間海、空通路的咽喉；又可以箝制威脅華東、華南，不准中國出海，所以，除非中國親自擔任西太平洋的區域海權霸主，否則台灣便永遠會是中國的問題(troubles)。
1894年甲午之敗，台灣淪入日本之手，此後50年，中國受禍之慘烈，凡我國民沒齒難忘。1945年之後，台灣雖云光復，但美國已取代日本做為西太平洋的霸權，並利用中國內戰問題，不由分說的將其幾乎絕對優勢的海空軍力，部署游弋於整個中國東緣沿海，執行對中國的“冷戰”封鎖。“反共”不過是圍困逼降的藉口，即便中國是“非共”的，但只要拒絕臣服馴從，就依然是大美霸權主義必須對付的敵國。亦基於此，美國有無可理喻的企圖要掌握台灣。事實上，從20世紀50年代迄今，台灣象徵了美國霸權主義對中國敵意。人們可以察覺到這一敵意的頑強難解。
華府為確保海權優勢而掌控台灣
1949年之後，中國隔台灣海峽分裂成敵峙兩邊，這一局面，稍微補救了美國因與蔣介石反目，致使蔣被迫將國民黨主力“轉進”台灣以自保，美國所失去的（長江以南）中國，以及台灣在相對強有力的國府統治下，美國難以著手“台獨”的“損失”，美國轉而透過與在台國民黨或蔣氏，重新締結“反共”同盟關係，而取得對台灣的各方面影響力和主導的優勢。最重要的，台灣跟美國的盟友關係，讓美國首先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上，取得一個關鍵的重要軍事基地，其對他國的戰略威脅效用價值極大，美國因此的獲利都在“反共”的美名下被當然化、合理化。但美國真正的與長期的對台政策還是服務於它掌控台灣以確保其區域海權優勢的地緣政治考慮，所以跟國民黨與蔣的同盟合作只是暫時性的，因為國民黨與蔣必須維護台灣的中國屬性，以主張“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合法統治，這就無異間接合理與合法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同樣的主權訴求，對美國而言，這也是它的要長期穩定的擁有在西太平洋霸權的問題(troubles)。因此，美國必須逐步的從轉變國民黨下手，混淆和模糊其“反共”與“反中國”的認同與意識，將國民黨推引入以台灣為國家的觀念迷宮中，為“獨台”、“去中”開路，終於促成台灣的“實質台獨”。從台灣近50年期間的“政治發展”，人們應可清理出此一脈絡。
蔣介石與美國的關係的根本衝突，是蔣介石堅持與保衛“中華民國”對台法權，而美國的政策則是顛覆否定“中華民國”跟台灣之間的此一聯繫。但也因此這個問題可被視為或理解為美、蔣之間對台灣的爭奪，台灣人民則分以“擁蔣”或“親美”表示自己的看法或選擇。當蔣介石被描繪成嗜殺的獨裁者，是個兇殘與無情於人民的封建餘孽，“親美”乃順理成章的成為台灣社會主流意識。即使在蔣介石時代，台灣朝野的“親美”表態，在某一意義上也有曲意媚美的意涵，以此換取美國對台灣的“關愛”，使台灣得以減免所承受與可能的中國的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傷害。
華府必須打造專屬美國的台灣
蔣介石在台灣的權力與地位，也因為他跟美國對台野心的衝突，被有意的誇大曲解，而成為國民黨在台統治合法性的包袱或罪狀，它竟然發展成國民黨甚至中國（外省）人在台灣的 “原罪”。不過無論如何，蔣介石個人的政治手腕，以及他對政治危機的敏感，使他能夠安全的在台灣掌權至死，美國之必須容忍這個人，甚至還必須在百般忿恨下力持禮敬，是懷疑蔣會在走投無路時幹出美國難測之事。在1949年之後，在台國民黨或蔣介石除了“反攻大陸”之外，並不是不能“國共和談”的。美國要全神貫注的防阻此二發展，因為任何一項，皆是台灣與中國的敵峙隔絕的結束。美國不能放心接受台灣的“反中”、“非中”意識已發展成主流主導前，兩岸之間的任何接觸(encounter)。美國連國民黨的“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究竟目的何在，都嚴重疑慮。美國必須打造一個專屬它的台灣。
人們應該注意到，在蔣介石的末年，蔣與美似乎達成了這個協議，那就是美國以接受蔣介石之子接續蔣介石在台的統治大權，用表示有誠意跟蔣氏政權和解，來取得“中華民國”在台灣將遵依美國的意旨施政的承諾，將台灣向“美國的台灣”推進。蔣經國的全面接班，似可理解成國民黨當局在當時向美國開出一張支票。其兌現就是“台灣擁有獨立主權”，是中國之外的另一“國家”。蔣經國被課以兌現這張支票的責任。這是蔣介石之後，新階段的蔣美關係的基礎。
總的來說，1958年“八．二三”金馬台海戰役結束，華府已大致看出當年的國共與兩岸關係裡的“中國人觀點”(the Chinese point of view)，那就是維護台灣的中國主權或一中原則。對此美國只有文火慢燉，除了逐步轉變國民黨外，也要全面接手台灣本土“台獨”的產生與茁壯，以為抗衡一中原則下兩岸必“終極統一”的戰略。美國以實為“美國人觀點”的“台灣人觀點”來排除代表蔣介石與其國民黨合法性(legitimacy)的“中國人觀點”。這是美國對台政策獲勝的關鍵。雖然如此，美國仍然冷酷務實的在1970年蔣經國第六次訪美期間，運用“少不更事”的留美台籍“台獨”青年向他行刺，向蔣掀開底牌，這是軟硬兼施的手法，確定蔣介石的兒子將遵守雙方的協議，台灣會走上美國指示的路。人們最後看到的是1984年的“江南案”，這一齣簡直奇妙的劇作，迫使蔣經國親自保證絕不傳位於子，這其實也間接承諾，他的大位接班人不再由他欽定。它最令人驚心動魄的部分，應在國民黨或蔣氏政權的家臣──最高情治系統竟跟美國能如此天衣無縫的配合演出，終結這一權力香火。
最後一擊：“解嚴”與“開放探親”
蔣經國在美國主導的日益緊迫的圍困下，面對自己生命的途窮日暮，他垂死前奮力一擊的反抗，即1987年底的“解嚴”與“開放探親”。或許不能認為蔣是意在引進中國（大陸）的奧援，以濟中國（國民黨）陷在台灣的一籌莫展，而應是他出於無奈孤憤而生的報復之念，頗似弱者對威權的頂撞。蔣經國不會想到，北京當局在他死後是如何體諒與克盡心力的為蔣這一起步舖陳維護，使它成為一條可行的道路。
從1988年或1990年至今，在美國的認識(an American way of perception)裡，台灣已正式達成了“台灣人國家”的目的，而所謂“台灣國”經歷了兩個蔣氏中國強人死亡，在美國付出四十年的心血氣力的養育扶助下，“中華民國”政府終於以李登輝形式與陳水扁形式展現於世人之前。美國一方面認為，這個“台灣人國家”必須自覺的服從華盛頓與北京早自1972年“上海公報”以來的各個協議，不能製造麻煩使美國去承當中國的責難或可能的不利，這是“台灣人”理當表現的“感恩”，以示不忘美國的成全，即使在大義名份的“台灣正名”之前，也不能逾越美國已揭示的分寸。而另方面，這些台灣國的領導人在品格道德上，都有不可思議與不可原諒的瑕疵，弄權貪財說謊全無責任感，其實根本不具主持一個國家或政府的起碼能力，美國不禁憂慮，這種人如何在日漸富強崛起的中國門口，維持住“台灣國”的獨立？美國發現“台灣國”的局限(limitation)，但是50年之後的今日，由美國直接統治台灣的條件，已更加不足了。“台灣問題”對美國而言，似乎比以往更為難辦，特別是這群美國一手撫育成年的“台灣菁英”，深諳恃寵而驕之道，往往沒老沒小，陽奉陰違，闖了禍便搖尾乞憐，轉個身又趾高氣昂，為所欲為，十足是群小人。要美國在中國前面支持這種“台灣國人”，也是極無顏面的理虧之事。事實上，它已然構成一個美國的難局，而開始考驗和挫折美國人的耐性了。
形勢逼華府經營中日對抗
人們從這一任AIT主任楊甦棣與上一任的鮑道格的言行，可以察覺到美國人對這個“逆子”的感覺。負責第一線對台政策執行的美國官員，已經無法保持所謂外交官禮儀，竟然暴露出上國大員對下的嘴臉作風，固然台北當局自以為是咎由自取，但美國何嘗不是自討苦吃？在這裡，人們也可以察覺到美國的“中央”與“地方”的對台政策，似乎出現分歧，其主要原因應為美國領導核心或上層的腐敗，有人貪圖台灣孝敬與承諾的“好處”，而不惜強化美國政策執行上對台灣某黨某人的支持。
美國政商上層的慣性或劣根性，往往是盡其所能從第三世界弱小動亂國家，榨取利益吃乾抹淨後，一走了之。時至今日，對台灣似乎也走到接近這樣的地步。兩岸的中國人可以開始思考美國準備離開台灣或離開台灣之後的種種可能與相關問題。即使如此，我們也要知道，美國還是會試圖主導或擇定它離開後的台灣政府與“領導菁英”，因此台灣內部政治鬥爭角力不會緩解。更可怕的是美國一定設計中國與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爭鋒抗拮，其最壞的結果將是台灣的毀壞糜爛，以及大陸也可能要賠上一定的損失。
美國駐台的總督大員開始頤指氣使，是美、中、台關係近15年來發展的必然，如果台灣人甘之如飴，中國人嘆嘆氣也就可以了，應該警覺的是，美國將如何處置“台灣問題”。為此之計，似須要把兩岸中國人的禍福一體看待，一體思考，才可能有“台灣問題”的真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