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大會論壇給予我一個機會發言，和大家一起分享過去九年多的一些經驗，從而說明 “一國两制” 既維持了原有制度不變，確保繁榮穩定 ，同時也給予了特區充份的發展和創新的契機。
《基本法》闡述了 “一國两制” 的概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實行两種制度：即在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在香港、澳門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這個概念是考慮到歷史的發展：社會主義在港、澳兩地從未實行過，相反的，自開埠以來，港、澳兩地都一直在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自新中國成立以後，曾經有過一段時期，內地與外間的隔膜，造成港、澳兩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往外求。 在這樣長期的分離之下，海峽两岸四地社會有很大的差異。如果國家统一，引至到這些地區的各種制度連根拔起，恐怕居民不容易接受，也恐怕對他們會造成莫大的損害。本着中華民族相互包容的特性，國家决定讓資本主義和原有的各種制度繼續在港、澳兩地實施，其目的在於保證平穩過渡，維護居民的利益，使不因统一而受到任何的損害。 原有制度不變，是穩定港、澳兩地社會的最佳保證。 我們希望將來台灣也可以按 “一國两制” 的原則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其他的原有制度 ，使它也能繼續繁榮穩定。
常常有朋友問：五十年不變，那麽2047年香港是否會大變？ 五十年不變的意思，不等於香港的時鐘停頓在1997年７月1日，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狀況都不能改變；這是不可能的。在這個訊息萬變的世界，不變的是具體制度和大原則，以及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內涵仍然是要變的：香港必須符合社會的發展，與時俱進，否則必然會被淘汰。 50年是一個很長的時期，在這個期間裡，两岸四地的社會都會繼續發展，距離也互相拉近。 到了2047年，國家必然會考慮到港、澳、台同胞們的利益，來決定是否有需要改變現行的方針政策。“一國两制”，不但讓港、澳兩地維持原有制度不變，它還容許两岸四地有更多創新和合作的機會：以香港而言，讓我舉出以下的例子：
(1) 政治制度：1840年，英國強佔香港，藉着清政府腐敗無能之下，迫使它先後簽署了三個不平等條約，對香港實行了156年的殖民地统治。 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對香港行使主權。 主權的回歸是個基本上的改變：從殖民地管治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政府。 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創新。 從前香港被管治，立法局只是港督的一個諮詢機構；法官由英女皇委任，而現在的立法會擁有真正的立法權 ，法官必須經一個本地的獨立委員會來推薦、再由行政長官來任命 。 行政長官 、行政會議成員 、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 、和80%立法會議員 ，都是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担任，真真正正的由港人當家作主。 回歸以來，我們舉行了两次行政長官的選舉、三屆立法會的選舉、两次區議會的選舉和两次人大代表的選舉. 雖然2005年的政改方案沒有得到通過，但每次選舉都增添了民主成份，政制發展朝着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邁進。 選舉亷潔有序，文明和自由，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事。 比起英國政府從許多殖民地撤退時引起的政治混亂和暴力衝突，香港回歸，既順利過渡，且社會穩定，還創造了港人治港的新局面。 回歸九年半，雖然爭拗時有發生，但是社會仍然維持安定，並容許政制繼續往前發展。
(2) 經濟制度：在過去多年，香港雖然屢受金融風暴、經濟轉型、房地產價格下滑、泡沫經濟爆破、失業率高企等等的打擊，連年財政赤字，最近這两三年，我們已成功滅赤，反虧為盈。如果沒有國家的強勁经濟作後盾和政策上的支持，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在香港最困難的日子裡，中央伸出援手，批准自由行訪港簽證，並就两地更緊密經貿關係合作作出安排 (CEPA)，使經濟回復到穩定的局面。 在同一國家內，通常所有稅率和貿易限制都是统一的，只有在 “一國两制”下，一個國家有4個單獨的關稅地區，有四個WTO的成員：即內地、香港、澳門和台灣。 在一個區域經濟體裡不同的關稅區可以作出互惠的協議，因此香港和澳門從而得益於這個安排。 按CEPA的規定，1000多種商品可以免稅地從香港進口入內地，27個服務行業，也可以進入內地市場，獲得比WTO更優惠的待遇。 CEPA也帶動內地的商貿，使內地企業更容易走向世界，拓展市塲。
(3) 法律制度：由於歷史的緣故，一國之內有四種不同的法律制度 。 內地實施社會主義法律制度，較近歐洲大陸法或民法系统，香港實施普通法制度，两者有共同處和差異。 在香港實行的法律為《基本法》以及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屬立法、習慣法和特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 。特區立法會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基本法》有抵觸 。
《基本法》的制定，目的在規定特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因此《基本法》是憲制性法律，關乎香港的根本結構，它與所有的憲法一樣，講求穩定性及可預見性，為了照顧社會急速發展的需要，《基本法》不能寫得太細，具體化的規定，要靠一般法例去補充。因此《基本法》是骨幹，而法例是血和肉。法例可以按社會的發展而修改，但不能脫離《基本法》的框架。
《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法律，是全國性法律，它的用辭和解釋與我們所熟識者有不同。例如《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按普通法的字面解釋，“2007年以後”不包括2007年，而按內地的法律解釋，應包含本年，即包括2007年 ，因此解釋《基本法》，不能只看普通法。按普通法，涉及另一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時，我們仍要聽取該區的法律專家的意見。因此，完全排斥內地的法律，難以掌握《基本法》條文的意義，另一方面，普通法也是在香港實施的法律，司法界習慣以此為審判基礎。因此，《基本法》是內地與香港法律制度的交𣾀點，司法界在实施普通法的同時，要正確地解釋《基本法》，必須對立法目的和原意，及內地法律解釋的原則有所理解。為此，人大常委會保留了最終的法律解釋權，以確保《基本法》的正確實施 。除此以外，特區法院被賦與獨立的司法管轄權和終審權，使香港的法制繼續得以發展，人大常委會和內地法院，絕對不會干預特區個別案件的審判。
普通法被描述為“有生命的法律”，意思是它能隨社會的變化而發展。1997年7月1日，香港掀起了新的憲制序幕，《基本法》的實施，就像一棵有生命的樹木，需要我們給予適當的土壤和灌溉，才可以茁壯成長。回歸以來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條文作出過三次解釋，而法院也對四十多條《基本法》作出70多項解釋，使我們更了解《基本法》。两個不同法律制度的磨合，是香港法律制度上的了突破，也証明 “一國两制”的包容性，使香港原有的法律制度，可持續發展。
《基本法》的落實，並非一片坦途。凡是新的事物，必然有它的挑戰性。回歸差不多10年，我們已有了穩固的根基，我們不應再掛心 “50年不變”，並且應該開始向前邁進，勤奮務實，探索創新，迎接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機遇與衝擊，充份利用 “一國两制”的優勢，創建未來，團結两岸四地的同胞，發揮中國文明固有特色，致力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上的發展，為國家的昌盛富强，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中國的和平统一而作出貢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