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政治文化的包容與創新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教授 劉國深

內容提要︰政治文化發展可能造成政治不穩定，進而影響政治發展的進程與質量。中國大陸曾經在政治文化衝突方面付出沉重的代價，目前已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台灣的政治文化變遷具有明顯的政治鬥爭工具性，目前正在傷害台灣的政治發展進程，也影響兩岸中國政治體系的穩定。兩岸必須透過交流縮小政治文化差異性，以包容和創新逐步達成中國政治體系的再融合，為中國政治現代化提供文化的基礎。

從文化的視野來觀察政治發展問題，對於海峽兩岸中國人可以說是刻骨銘心的切入點。近代中國落後挨打，固然有船不堅，炮不利的科技落後問題；但是，當清王朝一支無論在規模、數量和質量方面都優於對手的海軍艦隊被打得潰不成軍的時候、當龐大的大清帝國不得不將自己的領土台灣割讓給她心目中的“蕞爾小國”的時候，大清帝國朝野上下才真正認識到，以“天朝”自許的中國在制度衣冠文物方面確實落伍了。此後清政府雖然倉促實施晚清思想家鄭觀應呼籲多年的“君主立憲”改革，但為時已晚，以李大釗、陳獨秀、魯迅和胡適等為代表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已開始倡行“新文化運動”了，德先生（ Democracy ）、賽先生（ Science ）為代表的西洋文化成為 20 世紀中國人追尋的新方向。而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崇拜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中國國民黨人之間的爭論，形成了中國人走什麼道路問題的爭論，這場爭論背後代表著的正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模式之爭。直到今日，這樣的爭論還未完結，它不僅造成國共內戰後的兩岸政權長期對立的格局，而且仍將影響今後海峽兩岸的政治整合乃至整個中國政治發展的進程與方向。

一、文化衝突與政治穩定的關聯性

清末的改革與變法是中國道統文化與西洋文化之間的激烈碰撞下的結果，而國共分別代表的兩種政治文化模式之爭最終成為引發中國內戰的思想基礎。享廷頓有感於西方衣冠文物與伊斯蘭衣冠文物之間的緊張對立，驚呼︰“將來主宰全球政治的是文化與文化的衝突，而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斷層線，會是未來的主戰場。” 其實，文化與文化之間的衝突引發政治對抗的問題早就存在，因文化衝突導致政治動盪的事例在西方社會表現得尤其明顯。“天主教徒與新教徒在宗教改革期間的分裂，是西方歷史上為時最久、影響最大的政治分裂之一。西歐各國內及各國之間的宗教戰爭超過一個世紀（從 1559 年到 1689 年），這可以歸因於這些宗教間的對立。即使宗教戰爭的年代已經正式結束，宗教文化道統之間在政治上的緊張態勢，依然繼續影響著西方人生活的各個層面。”

文化差異或對立導致的政治緊張乃至政治不穩定案例俯拾即是，美國歷史上的新教徒與天主教徒之爭，猶太人與摩門教徒所受的歧視；當今美國社會的白種人與有色人種之間，亞裔人種與美國主流社會之間，都存在著明顯的文化衝突，並折射到政治層面。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之間、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前南斯拉夫國家之間、加拿大的英裔移民與法裔移民之間、東帝汶與印尼之間……當代最典型的因文化衝突導致政治不穩定的案例，當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化與伊芳斯蘭國家的伊芳斯蘭文化之間的衝突，這兩種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衝突已經成為影響當今世界的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筆者認為，儘管可能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但至少在形式上，文化與文化的衝突已經成為主宰全球政治的主戰場，“ 911 事件 ” 及其後的反恐戰爭已經成為本世紀全球政治的頭等大事。

中國政治發展中的文化原素，既體現下道統文化與近現代西洋文化之間的衝突，也體現下接受何種西洋政治文化模式的衝突上，甚至體現下中國境內的亞文化體系間衝突，這些不同層次的衝突無一例外地都引發程度不一的政治不穩定。 1949 年以前的中國內戰自不待言，即使是 1949 年以後，文化衝突對中國政治穩定的影響也沒有因為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垮台而就此終結，甚至於台灣海峽的屏障也沒能阻隔兩個敵對政權之間的文化衝突。 1966 － 1976 年中國大陸展開長達 10 年的 “ 文化大革命 ” ，此時在台北的國民黨政權也推展聲勢浩大的 “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 ，事後證明，這些文化運動背後都有深刻的政治意涵。

作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衍生物，一些不滿國民黨政權以所謂“中國文化”壓制“台灣文化”，進而壓制台灣人的政治空間的台灣本省籍知識分子從“鄉土文學”的議題入手，掀起了一場“台灣鄉土文化運動”。 70 年代開始的 “ 中國意識 ” 與 “ 台灣意識 ” 之爭輕而易舉地將文化衝突上升為政治衝突。 1986 年 9 月，以本土文化政治代言人自居的民進黨宣佈成立，台灣地區的 “ 本土化運動 ” 進入的政治舞台，政治上的 “ 台灣獨立 ” 主張與文化上的 “ 鄉土文化運動 ” 結合在一起，形成政治文化意義上的 “ 去中國化運動 ” 。台灣地區從此進入曠日持久的內部政治動盪，進而影響兩岸政治穩定，影響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台灣海峽也被認定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潛在引爆點”。

過去近百年，中國大陸民眾經歷了太多政治苦難，文化上的理想主義衝突造成了中國政治不穩定，中國政治不穩定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發展進程，中國大陸人的教訓相當深刻。 1979 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採取務實開放的路線，中國道統文化和西方現代衣冠文物得以在中國大陸地區共存共生，交相輝映。由於文化層面的衝突處於相對平靜狀態，中國大陸迎來了難得的政治穩定期，革命政權逐漸向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轉變，為東亞地區的政治發展經驗立下新的典範。反觀台灣地區，雖然激進浪漫的“鄉土文化運動”（亦稱“台灣新文化運動”）最終促成了政治本土化的目的，卻也開啟了族群政治對立的潘朵拉盒子。過去十多年台灣的“閩南文化優位”格局的確立過程與省籍族群間的社會資源再分發鬥爭交織在一起，結果不僅無法得到其它族群的諒解，而且還惡性循環地造成新一輪的台灣族群文化衝突和持續不斷的政治不穩定。

二、台灣政治文化去中國化分析

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來說，無論是中國總體文化還是各地區亞文化，都面臨環境變遷壓力帶來的發展問題，但是，如果文化的創新與發展脫離了既有的環境和條件，甚至包藏其它人為的非文化意圖，這樣的文化創新活動就失去了其合理性和正當性。純粹從文化的視野來看，台灣的閩南文化、客家文化與中國大陸閩粵地區的閩南、客家文化差異並不大，甚至台灣的漢文化與原住民文化間的差距大過於兩岸漢文化內部的差異。如果排除政治原素的介入，台灣鄉土文化的創新發展與中國總體文化的創新發展並非不可調和的矛盾，甚至可以說，台灣鄉土文化的發展就是中國總體文化變遷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部分台灣鄉土文化的倡導者鼓吹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差異性的目的，並非意在鄉土文化創新本身，而是意圖為政治上的 “ 台灣獨立 ” 製造合理性基礎和條件。“台灣獨立運動”的文化干將李喬曾經說︰“無自主性台灣文化便無真正獨立的台灣。如果把‘政權的轉移'看成獨立的全程，那是幼稚的悲劇──昨夜星辰昨夜雨，那只是由一個獨裁政權轉移到另一個獨裁政權而已。台灣人拒絕再接受這些折騰了﹗然則請自台灣新文化的反省、思考、建設著力吧﹗” 由此觀之，所謂 “ 台灣新文化運動 ” 已經徹底地成為部分人追求 “ 台灣獨立 ” 的工具了。

以文化的力量謀取政治權益的始作俑者並非民進黨人，在他們之前可以追溯到國民黨政權，更早可以追溯到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運動”。“日本殖民者企圖使台灣人‘成為皇國的真正一員'，推展皇民化運動；限制使用漢語和地方方言，報刊禁止漢文版；灌輸‘大和精神'，破壞中華文化；大力推行神社崇拜，不許奉祀民間神明；還迫使台灣人改用日式姓名。” 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雖然絕大多數台灣人自願認同祖國文化，但畢竟經過 51 年日本殖民統治，許多台灣人除了地方方言外，並不會講國語，國民政府不得不從語言文字入手，推展以中原文化為主要表現形式的中國文化普及運動。

台灣主流文化的再中國化初期進展比較順利，絕大多數台灣民眾是理解和支持的，加上台灣地區的中華文化底蘊仍然相當扎實，因此很快就取得極大的成效。不幸的是，國民黨在台灣專製獨裁統治引起台灣本省人士日益增長的不滿，加上對台灣鄉土文化的不當限制（如學校不准學生講方言，廣播、藝術作秀限制方言使用的時間和空間等），外省籍人士在生活中的文化優越感與台灣本省人的文化自悲感頻繁發生磨擦，台灣本土文化與大陸文化之間的衝突逐漸顯現出來，這種衝突甚至體現下選舉過程中，國語能力較差的台灣本省人競選表達能力明顯低於國語水準較高的外省人，在政策辯論中往往居於下風，語言能力低下往往被視同政治能力低下，類似的事情層出不窮，台灣本省人在文化上的挫折感越來越強烈。 70 年代以後逐漸抬頭的台灣鄉土意識實際上就是對國民黨政權 “ 外省文化霸權 ” 的一種婉轉的抗爭形式。

1988 年 1 月李登輝倉促上台，面對外省政客環伺四周的艱險局勢，向來在國民黨內缺乏深濃人脈根基的李登輝敏銳地找到其鞏固地位的捷徑︰以所謂 “ 數人頭的民主 ” 和 “ 台灣本土意識 ” ，建構個人的權力正當性和合理性基礎。李登輝的政治民主化、本土化意圖與民進黨的“台灣自決”主張逐漸形成政治統一戰線，台灣社會從此刮起一陣陣的“去中國化”風潮︰從“文化去中國化”發展到“政治文化去中國化”，從分離主義思潮發展到分裂主義政策，統獨之爭日益惡化，台灣島內的政治動盪日益嚴重。如今， “ 台灣本土文化霸權 ” 已然形成，所有希望成功地獲取大位的政治人物都必須接受所謂的 “ 正港台灣人 ” 這一價值標準的考察，不會說閩南方言的外省人必須趕快請家教學閩南話、非台灣出生的政治人物也要自我舉證，證明自己也是 “ 正宗的台灣人 ” ，如馬英九的 “ 台灣製造、香港交貨說 ” 。

在台灣本土化運動之初，“台灣鄉土文化”、“台灣本土意識”成為台灣本省籍政治人物打擊政治對手的有效武器；但是，這種以文化主體性的形式偷渡政治權謀的手法並非無往不利。前民進黨主席謝長廷曾經說︰“我常想，要怎么說，台灣獨立的理念才會被接受。所以我從文化著手……” 謝長廷的想法有一定的代表性。為了切割兩岸之間的文化一體性，部分“台獨”文化人曾經煞費苦心編寫出用羅馬字拼寫“台語”發音的書籍，以為不用中國的方塊字、不用中國的國語就可以實現“文化獨立”，結果，連民進黨的干部也無耐心將這種“天書”讀下去，況且他們最終發現，所謂的“台語”不過是閩南話而已，台灣其他族群並不接受閩南語就是“台語”的說法，而且閩南話也是中國大陸重要的一種方言，廈門一帶的閩南話甚至比他們所謂的“台語”更加正宗。最後，這種企圖從語言和文字角度論證“台獨”合理性的努力以失敗告終。與此類似的還有試圖從民間信仰、戲曲、飲食習慣、節日風俗等大眾文化曲解和改造入手為“文化台獨”服務的試探，但無一例外的是，“台獨”文化論者企圖切割兩岸文化一體性的努力都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中國境內雖然存在地方文化的差異，但兩岸之間的地方文化差異並不顯著，真正有明顯差異的文化元素主要集中在政治文化層面。兩岸政治文化層面的差異源頭就在於 1919 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但國共之間的政治文化差異主要在於政治過程文化，而 “ 台獨 ” 論者追求的是體系文化的差異性。筆者認為，地方文化差異只是“台獨”論述者用以擴大兩岸政治體系文化差異，尋求分裂國家目的的道具而已，其終極目的就是企圖將文化體系的認同剝離上升到政治體系的認同剝離，以“證實”所謂的“台灣文化共同體”與“中國文化共同體”是兩個互不隸屬的共同體，進而為台灣脫離中國奠定理論基礎。

從李登輝當政到陳水扁執政，台灣當局的政治文化“去中國化”主要表現下誤導台灣民眾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價值理念等方面︰一是主張“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海洋民族論”、“台灣海洋文化論”、“台灣歷史重新開始論”、“台灣地位未定論”。二是將對台灣的鄉土認同情感異化為虛幻的“國家”符號，強調“愛台灣”、“台灣優先”、“台灣主體”；以所謂“民主國家”自居，攻擊中國大陸是“專製國家”。三是逐漸去除與中國相關的符號和名稱，如“護照加注台灣”、“修改教科書”、更改以“中國”冠名的機構名稱、取消軍中以大陸地名命名的番號、“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限制台商到大陸投資，阻擋兩岸經貿文化交流、鼓吹“戒急用忍”、“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等。

儘管台灣當局的去中國化有其難以逾越的極限性，但是，從 90 年代到 2004 年，在台灣當局的強力推展下，台灣的政治文化 “ 去中國化 ” 還是產生一定的影響。如表所示，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明顯上升，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顯著下降。在實際交往過程中，以“中國”稱中國大陸者明顯增加，兩岸政治體系文化差異性被人為地擴大了。

附︰ 1992-2004 年台灣人自我政治身分認知 “ 民意調查 ”

三、政治文化融合與兩岸政治整合

台灣政治文化去中國化的傾向不僅加劇了台灣政治不穩定，影響台灣的政治發展進程，而且也擴大了兩岸政治亞文化的異質化，影響整個中國的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筆者認為，一個政治整合程度較低、政治文化衝突不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始終受到嚴重威脅的國家，是不可能平穩地推進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發展的。

事實證明，少數台灣人的政治文化去中國化理想已經成為部分政客爭權奪利的工具，李喬所憂心的“一個獨裁政權轉移到另一個獨裁政權”的“幼稚的悲劇”正在上演中。儘管台灣的“倒扁”運動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台灣民眾可能還要在相當長時期內為“台灣版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買單，但這種現象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畢竟閩南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台獨”的幻覺終將破滅，“台獨”運動也將走進歷史的死胡同。

隨著中國大陸穩定的經濟發展，文化領域的創新與發展也在穩步進行中，中國大陸局部的政治發展已經取得可喜的進步。值得注意的是，新一屆中國大陸領導人在對台政策上展現出極大的包容性和靈活性。 2005 年春，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後到訪中國大陸，與中共領導人展開歷史性會談，並達成多項共識，兩岸民間交流的規模和層次有了新的突破。在國共政黨交流的良性互動過程中，兩岸的民眾得以在一個新的開放平台上展開交流，相互學習，台灣民眾對大陸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價值取向已悄然改變，中國大陸民眾對台灣的認識水準也有明顯提升，兩岸政治文化差異性開始縮小。根據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台灣民意調查結果，台灣民眾對大陸的好感增加，更多的台灣人願意來大陸就學就業、旅遊、投資；在民意壓力下，台灣當局也可能在近期開放大陸民眾前往台灣旅遊。透過良性的交流互動，兩岸政治文化才有可能建立起相互包容的理念，並引領中國既有政治文化的創新性融合，為整體中國的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奠定文化的基礎。兩岸政治文化融合進程攸關中國政治發展的水準與方向。作為中國總體政治文化的兩個次體系，台灣政治文化與中國大陸政治文化既有一脈相承的共性，又有各領風騷的個性。兩岸雙方只有在深刻反省過去近百來政治文化之爭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學會彼此包容並欣賞對方的價值，為兩岸中國人開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政治發展大道。目前的關鍵是，雙方如何在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基本前提下，為雙方民眾之間的無障礙交流交往創造條件，讓民眾自主學習與思考，逐漸形成共同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價值理念，找出兩岸民眾共同創新中國政治文化的道路和方向，並在此基礎上推展兩岸政治整合，共同構建中國的政治發展與政治現代化藍圖。

享廷頓︰《衣冠文物衝突論》，（美）《外交》 1993 年夏季號。

（美） J • D •亨特︰《文化戰爭︰定義美國的一場奮斗》，第 36 頁，安荻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 年版。

李喬︰《台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第 149 頁，（台北）前衛出版社 1989 年版。

蔡子民著，《台灣文化思潮與兩岸情結》，第 19 頁，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2000 年版。

謝長廷︰《謝長廷新文化教室》，第 100 頁，台北，月旦出版公司 1995 年 6 月版。

資料來源︰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根據該年度電話訪問數據整理而成。